头条创作挑战赛的故事发生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1956年,沈醉、徐远举、周养浩等几位军统(保密局)特务陆续来到这里。他们很快适应了这个环境。1959年,当特赦的消息刚刚传出时,绝大多数战犯们都激动得难以自已,兴奋得像过节一样。然而,这几位将军级的特务却表现得异常冷静,迅速调整了心态。
沈醉在他的回忆录《人鬼之间》中,对当时的情景有着细致入微的描述。起初,徐远举作为“义务邮递员”,也显得十分兴奋。他迎着结束工作回来的队伍,兴奋得几乎失控,手中挥舞着高高举起的报纸,口音夹杂着湖北和四川的味道,大声嚷嚷:“好消息!好消息!”(文中加粗的内容均取自沈醉回忆录)
康泽抢过徐远举手中的报纸,才看了几眼便突然晕倒。康泽一直自认为自己是和戴笠齐名的顶级特务头子,理应被千刀万剐,突然听闻特赦消息,他的心情立刻变得异常复杂,像范进中举那样激动得有些失控。康泽抱住杜聿明,准备转圈庆祝,但杜聿明不断拍他的肩膀,试图让他冷静下来。可康泽完全无法控制自己,旋转着与身边的同学握手,结果越转越头晕。经过医护人员的诊断,发现他血压升高,只得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
展开剩余81%除了康泽,还有一位表现更加夸张:“当周围一片静默时,忽然传来一声尖叫:‘这下好了,我终于可以和老婆团聚了!’只见最后排的那个人突然脱掉上衣,冲向附近的柿子树林,兴奋地狂奔跳跃。”这名疯狂的家伙正是蒋军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。宋清轩仿佛上演了一场“速度与激情”,管理员和战犯们像玩老鹰捉小鸡一样追赶,但宋清轩跑得飞快,连身手敏捷的沈醉也追不上。
眼看宋清轩快要冲破包围圈,逃向自由,沈醉突然发现人群中窜出一名瘦高个将军。那人正是《特赦1959》中提到的刘安国,军统中将、杜聿明的副参谋长(代理参谋长)文强。文强看过《儒林外史》,见眼前这位姓宋的范进,心中也想扮演一回“老丈人”的角色,沈醉对此也充满期待。结果,一阵凉风吹来,使这位赤膊的宋清轩猛然清醒,最终乖乖跟着文强慢慢返回,省去了被扇耳光的尴尬。
追捕“宋举人”消耗了大家不少体力,但晚上端上来的香喷喷的大米饭却谁也吃不下,大家只是扒了两口便放下筷子,围着报纸议论纷纷。唯有杜聿明、沈醉和徐远举三人保持冷静,远离喧闹的人群,秘密召开了小型会议。
杜聿明内心虽然充满喜悦,但面上却不动声色。徐远举叹息道:“不能过于乐观。报纸上说的是‘一批’特赦,而不是全部。‘一批’究竟包括多少人?哪些人?还没明确公布,还得看后续消息。”经徐远举提醒,这三人经过分析,得出一个判断:可能是先赦免一些职位较低、民愤不大的战犯,观察各方反应以及赦免者的表现,再决定是否赦免更多人。
徐远举毕竟是经验丰富的特务,不仅准确地判断了是部分特赦而非全赦,还通过细致观察锁定了首批被赦免的人选。
特赦消息见报后的第二天上午,战犯学员们恢复了日常的整理内务工作。沈醉在葡萄地里认真修剪枝条、除草时,徐远举悄悄走到他身边,说:“你看,为什么记者采访、拍照、摄像的总是杜聿明、宋希濂、王耀武等几个?他们怎么没找其他人?”徐远举的提醒让沈醉也警觉起来:确实镜头没有扫到那些平时最不起眼、表现也不积极的“同学”,而那些卖力表演的反倒成了镜头焦点。
这两位特务将军立即做出分析:特赦肯定是分批进行,第一批特赦名单上一定包括杜聿明、宋希濂、王耀武。事实证明,徐远举的判断毫无差错,第一批特赦名单共有三十三人,其中十人来自功德林,杜聿明和王耀武位列前两名,而沈醉和徐远举则不在名单之中。
尽管特赦令已经下达,但名单迟迟未公布,沈醉开始坐立不安:“特赦令颁布这么久,连点消息都没有,会不会发生变故?”杜聿明心中或许比沈醉更焦急,但他对形势的把握明显更成熟,他安慰道:“这不必怀疑,国庆期间大家都忙,特赦的事暂时被放一边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杜聿明的判断最终被证实。1959年12月4日,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,杜聿明名列其中,而沈醉则名落孙山。送别那天,沈醉气得连杜聿明的手都没握,杜聿明却温和地劝慰他:“不要泄气,也没有理由泄气。既然有第一批,必然会有第二批、第三批。你这次不符合标准,好好争取吧!我会在外面等你。”
没想到沈醉听了反而激动了起来,杜聿明并未放在心上,笑着说:“老弟,别忘了时间。你还没满十年。”沈醉这才意识到,自己和杜聿明的视野有差距。特赦令对赦免者有两条主要条件,其中之一是改造期满十年。沈醉于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,计算时距特赦名单公布,他还差四天才能满十年。
1960年11月28日,第二次特赦进行时,沈醉终于被赦免,与他同获自由的还有李仙洲、范汉杰、庞镜塘和罗历戎等人。第一批特赦中,庞镜塘是代表待赦人员发言的人,而第二批则由徐远举担任发言人。沈醉曾预测徐远举会在第三批获得特赦,徐远举却摇头否认:“这不符合辩证法!”
果然,徐远举的第三次预测又准确无误。之后的每次特赦,徐远举都作为代表发言,但自己却从未被赦免。
熟悉那段历史或看过《红岩》的朋友们会知道,被捕的军统(保密局)特务中,周养浩和徐远举罪行尤重。徐远举和周养浩的“改过自新”并不完全真实——1975年全面特赦时,倔强的文强选择留下,而“表现良好”的周养浩却急切地想去找老蒋,却被小蒋拒绝(当时老蒋已病危),最终选择漂泊海外不归。可见,这些特务都极擅伪装。如果徐远举早些得到特赦,也不一定会像沈醉和杜聿明那样安心留下来担任文史专员。
细读沈醉回忆录及相关史料可见,在1959年特赦前后,徐远举准确预测了三次,杜聿明也两次预测正确,而沈醉一次也没猜对。沈醉虽然精明,却在特赦前后一连猜错五次,原因直到1980年才揭晓:沈醉始终认为自己是“起义将领”,在起义后犯了“小错”——他与李弥、余程万等人成为“七兄弟”,计划在卢汉背后搞小动作。他认为自己虽犯小错,但曾签署起义通电,还命令手下特务放下武器交出电台,算是有功人员,理应优先获得特赦。
发布于:山东省一直牛配资-国内股票加杠杆-配资正规平台排名-求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